据中国证券报1月13日报道，我国粮食最低价收储政策是在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背景下制订的。这一机制的推出拉开了收储制度的序幕。
2004年，管理层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》提出，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，积极稳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，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。
2005年，粮食连续丰收，粮食价格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，江西、湖南、安徽、湖北4个早籼稻主产省于当年7月启动最低收购价稻谷执行预案，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等5个中晚籼稻主产省于当年9月也陆续启动最低收购价稻谷执行预案，揭开了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序幕。2006年，我国第一次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6个小麦产主省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执行预案。2008年，针对当年玉米、大豆等粮食价格的下跌，国家自当年10月开始，先后启动了五批粮食临时收储计划，品种涉及玉米、大豆、稻谷、油菜籽等。2011年，为防止棉价大起大落、稳定棉花生产，棉花也纳入临时收储。
不可否认，收储制度的推出，对提高农民收入、维护粮油市场稳定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，僵硬的收储制度不断暴露出弊端和不合理之处，收储制度已走到了变革的十字路口。
观察人士认为，未来收储变革，首先应从全球视野审视国家储备，进一步明确储备目的。从最初的铜铝等有色金属，到后来的粮食、棉花、食用油，以及现在不断升温的稀土、煤炭储备讨论等，我国储备涵盖的品种不断增加，但部分物资不是因为其战略地位，而是因其市场出现问题而开始储备，大大增加了储备的资金需求和储备物资的保管成本。从多年的实际操作来看，收储和抛储的目的往往是平抑价格，具有明显的商业储备特征，但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经济全球化，国家储备对价格调价的难度会日益增大。
其次，储备主体应实现多元化，强化市场调节功能。随着经济全球化、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市场对国内的影响日益加大，现有国家储备体系对市场的调控力度日益弱化，操作日益频繁，成本也日益增加。虽然国储规模、品种不断增加，但生产经营主体的商业储备积极性不高，对市场的调控过度依赖国家储备，而忽视商业储备和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，国际市场上往往相反。
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的《关于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临时收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中已明确提到“合理确定执行国家临时存储玉米和大豆的收储库点（包括中储粮直属企业和非中储粮直属企业）”，进一步明确多元化的收购主体。此举将打破由中储粮承担市场收购主体唯一角色的局面。
再次，研究储备调控对市场各主体和市场规律的长期影响。国家储备操作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或许能影响市场短期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水平，但不能改变市场长期规律。在宏观调控方面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宏观经济、行业经济的分析预测能力，要将重点放在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法规上，要将政府储备的重点放在战略物资储备上，鼓励企业增加商业储备，让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。要慎用国家储备对价格进行调节，对需要收储和轮库的物资，应根据种植的季节性、供需淡旺季等制定公开透明的、有规律的收储和轮库规划，尽量减轻对市场的冲击。
最后，应推进国家物资储备法建设。“法制强则市场兴”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国家物资储备法或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法，缺乏对储备体系经营主体身份、行为的进一步明确和规范，特别是承担国家储备功能的企业。除国家物资储备的主管部门外，负责储备物资管理和操作的国家物资调节中心、国家储备粮总公司、国家储备棉总公司、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等，既是政府物资储备、市场调控的政策性任务载体，又是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或企业。很多公司都将实行宏观调控作为主要任务，而忽视了战略储备。为此需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储备经营主体的行为，平衡国家、企业、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。